维修液晶电视机:梁文蔷追忆父亲--梁实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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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梁实秋

图中:1931年的江青(红圈者)和梁实秋先生

梁实秋(1903年1月6日-1987年11月3日),号均默,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华人世界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祖籍中国浙江杭县(今余杭),出生于北京。

代表作有《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雅舍谈吃》、《看云集》、《偏见集》、《秋室杂文》、长篇散文集《槐园梦忆》等。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主编有《远东英汉大辞典》。[1]

文学主张

   他是国家社会党党员,否认文学有阶级性。早期梁实秋专注于文学批评,坚持将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文学艺术的文学观,批评鲁迅翻译外国作品的“硬译”,不同意鲁迅翻译和主张的苏俄“文艺政策”,主张“文学无阶级”,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这期间和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梁实秋曾被鲁迅先生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毛泽东也曾把他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从1927年到1936年,论战持续了八年之久。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逝世,对垒式论战也自然结束。但是,这场论战所产生的影响既深且远。它不因鲁梁论战的结束而结束。论战所产生的影响实体已超出鲁梁本身,论战性质也已逾越了文学范畴,其余波扩涟到后来年代,以至于今。抗战年间,发生在重庆的那场“与抗战无关”的论争,虽不能说与这场论战有直接的关系,但也不能否认它们之间有着微妙的关联。  

文艺思想

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曾选修美国新古典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十六世纪以后之文艺批评》课程,在文艺思想上深受白璧德的影响。因此30年代他的文艺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根基于人性。

  2:文学家必须保持自由的人格。

  3:提倡文学的节制与理性,用理性和节制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一种标准。

梁实秋的人性论

  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中,人性是一个关键的概念。梁实秋的人性论思想,与周作人等五四文学先行者的人文主义思想相类,但对如何表现人性的看法上,又有不同。他一再强调:“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以人性作为文学的核心与唯一标准。梁实秋认为,人性是超阶级的,资本家与工人“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地人性的艺术。”

  梁实秋的人性概念本质上是一个伦理概念,他在《文学的纪律》一书中陈述自己的人生观:“人性是很复杂的,(谁能说清楚人性包括的是几样成分)。为其因复杂,所以才有条理可说,情感与想象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

  他的人性是二元的,一是以想象情感为代表的,“需要被控制的自我”;一是以理性为代表的“施加控制的自我”,他认为后者是健康的,前者是病态的。因此他主张文艺上的“合于理性的束缚”。理性是人性的中心,“人性之所以是固定的普遍的,正以其理性的纪律为基础”。他对五四时期流行的人道主义学说不能接受,把它看作情感泛滥的结果。梁实秋的人性论,是以理智欲的人性论。

生平概况

1915年秋考入清华学校。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

  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于1921年5月28日《晨报》第7版。

  1923年8月毕业后赴美留学。

  1924年到上海编缉《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

  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 

  1930年在当年7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决定改国立青岛大学为国立山东大学,并于1930年9月30日正式任命杨振声为国立山东大学(原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便邀请梁实秋(包括闻一多、梁实秋、张煦、洪深、李达、老舍、游国恩、沈从文、吴伯箫、萧涤非、丁西林、童第周、王普、博鹰、王恒守、任之恭、王淦昌、王统照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到山东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当时江青在国立青岛大学(即山东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 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副刊《文学周刊》。

  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

  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七七事变,离家独身到后方。

  1938年抗战开始,梁实秋在重庆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教育部小学教科书组主任,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后回任北平师大教授。

  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长。

  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 1966年退休。曾携妻子游美,在美台两地轮流居住,其妻辞世后重返台湾。

  1975年同韩菁清结婚。

  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

主要成就

梁实秋40岁以后着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婚姻家庭情况

美满的包办婚姻

  原配夫人程季淑(1901年 ——1974年4月30日),祖籍安徽绩溪,1927年2月与梁实秋结婚。育有三女一 子。1973年夫妇二人移居西雅图省亲,程夫人不幸因意外去世。梁实秋悲痛不已,写下《槐园梦忆》纪念。   梁实秋与程季淑的子女:长女 梁文茜;次女(夭折);三子 梁文骐;四女 梁文蔷。   1921年秋的一个周末,正在清华学校高等科读书的梁实秋回到家中,在父亲书房桌上发现一张红纸条,上面写着“程季淑,安徽绩溪人,年二十岁,1901年2月17日寅时生”,他马上意识到这是父母为自己选的未婚妻。当时的新潮青年是闻“包办”色变,但梁实秋对此并无抵触情绪,而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程季淑出身名门,但遭际坎坷。她的祖父曾官至直隶省大名府知府,父亲是家中长子,在北京经营笔墨店。 1921年冬,梁实秋与程季淑初次约会。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们已深深为对方吸引,北平的一些优雅场所几乎都印下了两人的足迹。1923年,梁实秋结束了8年的清华生活,按照学校的要求打点行李准备赴美留学。这一去对两人将意味着几年的离别。   程季淑是一个温柔、贤惠、识大体的女性,在他们一生相守的每一道坎上,她总能理智地掂出轻重缓急,总能在关键时刻帮梁实秋做出正确的选择。她的这种美好品质,使梁实秋终生受益,也是他始终对她敬爱有加的重要原因。当时她与梁实秋立下了三年后结婚的誓言。清华的官费留学期限是五年,但满三年也可回国。    1927年2月11日,学成回国的梁实秋与程季淑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婚后十几天,北伐的国民革命军逐步逼近南京,两人仓促赴南京,后又在战乱中被迫转赴上海。程季淑这时已怀孕,梁实秋便不让她出去工作。从此,程季淑从一个新式的职业女性退回家庭,开始了一生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生活。 他们的小家庭模式,是过去的才子佳人们所梦寐以求的,丈夫在外谋生养家,妻子在家掌管家事,夜晚在灯影里,或红袖添香夜读书,或互相依偎喁喁细谈,共同分享各自的乐趣与苦恼。   1937年7月28日,北平陷落,梁实秋觉得自己早先的政论很可能招致灾祸,而且有朋友暗示他已经上了日军的“黑名单”,上上之策是逃离北平。可岳母已是年老体衰,不堪奔波之苦。他和程季淑权衡几日,决定他一人先走,待局势稍缓,再作打算。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这一别竟长达六年。 1943年春天,程季淑的母亲病故,当她和孩子们带着大堆行李站在梁实秋面前时,两人均泪流不止。程季淑时年43岁,眼角已见皱纹,耳旁已有白发。梁实秋既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热忱为国事奔走,又不忘著译耕耘,眉宇间也露沧桑。   正因为这一次的分别,自那以后的三十余年,无论天涯海角,两人始终相偕相行。1974年,美国西雅图,梁实秋和程季淑幸福地安度晚年,谁知一件祸事猝然降临到他们头上。4月30日,梁实秋和妻子到市场购物,临街的一个梯子突然倒下,不偏不倚正落在程季淑身上。她被送到医院急救,终因伤势过重,程季淑先走了。老伴的死,对梁实秋是个沉重打击,他写下了《槐园梦忆》一书,寄托对亡妻的悼念之情。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接到书稿后,立即发排,并邀梁实秋到台湾小住。

古稀突发忘年恋

   续弦韩菁清(1931 - 1994),原籍湖北黄陂,20世纪40年代中期出道成为影星歌星。1974年与丧偶不久的梁实秋相识,并于翌年结婚,引发争议。晚年热心于两岸交流事业。   连梁实秋自己也不敢相信,这次的台湾之行,竟让他在71岁时再次萌动爱火……   韩菁清生于1931年10月,祖籍湖北,父亲是一位巨贾,后移居上海。7岁时,她便在上海的儿童歌唱比赛中一举夺魁,14岁荣登“歌星皇后”宝座,成为上海滩光彩夺目的新星。1949年,韩菁清随父去了香港,埋头读书。由于人长得美丽端庄,很快有电影导演请她出演《樱花处处开》,此后一发不可收,片约滚滚而来。她自编、自演、自唱、自己制片的《我的爱人就是你》使她获得了金马奖的优秀演员奖。后来,因为她的皮肤对油彩过敏,她不得不退出影坛。这时她已30岁了,个人的婚恋屡屡失败:先是与相恋八年的泰国银行总裁分手,紧接着又与一位菲籍华裔男士终结恋情。   说起来,梁实秋与韩菁清的结识应归功于一本书———梁实秋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   韩菁清女士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事情得从前一天说起。1974年11月27日,那天,我的姨父谢仁钊要写一封英文信给一位美国议员朋友。姨父是国际关系法教授。写信时,有几个名词的英文不知该怎么写,我当时正巧买了一本梁实秋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姨父借用我的辞典。吃晚饭时,他把辞典放在餐桌上,一边吃饭一边翻阅。我说:'谢伯伯,吃完饭再看吧,饭桌上有油,会弄脏辞典的。这是我用一千多元买来的书。’'一本辞典有什么了不起的?’姨父不以为然地继续说:'远东图书公司的老板,当年还是我送他出去留洋的呢。这种辞典,我去远东要多少本他就会给多少本。明天,我带你去远东,叫老板送你一本新的!’我的姨父说完,依然在餐桌上翻阅着辞典。”韩菁清的姨父谢仁钊说话果真算数。第二天,他带着韩菁清到了远东图书公司。老板浦家麟当即奉上一册崭新的《远东英汉大辞典》,并告诉谢先生一个好消息:“梁先生在华美大厦呢,你想见一见他吗?他这次来台北,是我们'远东’请来的。” “行,我去看他。”谢仁钊便带着韩菁清一起到了华美大厦。   见面之后,谢仁钊和梁实秋聊了一会儿,便请梁搭他的车去林森路统一饭店喝咖啡。韩菁清此时只是跟在姨父身边,抱着那本崭新的大辞典,没有说什么话。   到了统一饭店,偶然遇见了美国教授饶大卫。因大卫教授也是研究政治的,和谢仁钊教授有共同的话题。两人越谈越投机,便把梁实秋和韩菁清撂在了一边,给他们交谈创造了机会。   梁实秋见韩菁清手里拿着自己编的大辞典,就跟她闲谈起来。   “哦,你就是韩菁清小姐,我听过你唱的歌呢。”梁教授继续说:“我第一次在台湾电视节目中看到你的名字,就觉得很别扭!”   “别扭?”韩菁清感到奇怪。   “你想想,菁念'精’,这'菁清’多么拗口?要么叫菁菁,要么叫清清,才顺口。这名字是谁取的?”梁实秋咬文嚼字地问。   “我的本名叫韩德荣。韩菁清是我的艺名,是我自己取的。”韩菁清当时把梁实秋视为长辈,便一五一十地从实道来。   “像是男孩子的名字,这名字也取得不好!”梁实秋笑道。   那边,中外教授论政治、谈笑风生。   这边,白发红颜遇知己,情投意合。   “我小时候在上海,喜欢唱歌。登台唱歌用韩德荣这男孩子一样的名字,当然不行。我就从《诗经——唐风·杖杜》一句'其叶菁菁里’,取了'菁菁’两个字作为艺名。不过,我很快就发现,在歌星中用'菁菁’两个字作艺名的人有好几个,我就改成'菁清’,而且加上了姓,成了'韩菁清’,再也不会跟别人重复……”   梁实秋听了韩菁清就自己取名的介绍后,津津有味,赞道:“你真不简单啊,小小年纪之时,就知道《诗经》,知道“其叶菁菁”。”   自从相识,梁实秋每天都与韩菁清在一起,或者谈文学艺术,或者道国事家常,或者一起吃饭、散步……仅一个星期时间,感情的潮水在两人心中一寸寸涨起。 梁实秋率先向韩菁清表白心意,韩菁清内心既激动又纷乱。经历过爱情的风风雨雨,爱情于她,是个甜蜜且又痛苦的字眼。平心而论,她承认梁实秋确实很有魅力,是可托付终身之人。然而,她已过了满脑子幻想的年龄,不能不考虑很多,横亘在她面前的最大障碍,是梁实秋已71岁了。她明白爱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如果梁实秋五十岁或者六十岁,她也许不会犹豫,可他已到了古稀之年,戴着助听器才能听到声音,又患了严重的糖尿病……   与她相比,梁实秋一往无前,攻势甚猛。自相识的第六天开始,像做功课一样,梁实秋每天一信,当面递到她手上。面对她的犹豫,他写道:“不要说悬崖,就是火山口,我们也只好拥抱着跳下去。” 梁实秋炽热的爱情火焰,终于化开了韩菁清所有的理智关隘。那段日子,他一下子年轻了许多,满面红光,精神抖擞,丧妻的抑郁一扫而光。   因为妻子死于非命的索赔诉讼需要处理,1975年1月7日,梁实秋飞回美国。他说:“亲亲,我的心已经乱了,离愁已开始威胁我,上天不仁,残酷乃尔!”而独守闺房的韩菁清则写道:“秋:你走了,好像全台北的人都跟着你走了,我的家是一个空虚的家,这个城市也好冷落!”   梁韩之恋在梁实秋返美之后,突然成为台湾岛的“新闻风暴”。《教授与影星黄昏之恋》,类似的新闻标题在大小报纸上频频出现。矛头首先指向韩菁清。韩小姐年轻美丽,为何允嫁七十多岁老翁?图名还是图财?多数文章都认为让韩菁清这样一个演艺圈中的人嫁给一个“国宝级”大师,是对梁实秋的亵渎。最让韩菁清痛苦的是,有人认为她和那些专门嫁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并等不长时间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遗产的人是一样的。这种污辱几乎让她崩溃。与此同时,梁实秋也陷进了巨大的痛苦和烦恼之中。一些朋友开始为他撮合婚事,代他物色了几个他们认为适合他的女士,有作家,也有教授,让梁实秋啼笑皆非。而他的一大批已经有相当高社会地位的学生,竟然打着“护师团”的旗号,反对梁韩之恋。   “热心的”人们没有想到,他们的破坏力并没有见效,反而使两人更加亲爱。韩菁清叫他“我最最宝贝的小秋秋”,并告诉他:亲人,我不需要什么,我只要你在我的爱情中愉快而满足地生存许多许多年,我要你亲眼看到我的脸上慢慢地添了一条条的皱纹,我的牙一颗颗地慢慢地在摇,你仍然如初见我时一样用好奇的目光虎视眈眈。那才是爱的真谛,对么?   对梁实秋来说,这是一份与生命相关的爱情。他说:“我像是一枝奄奄无生气的树干,插在一棵健壮的树身上,顿时生气蓬勃地滋生树叶,说不定还要开花结果。小娃,你给了我新的生命。你知道么?你知道么?……我过去偏爱的色彩是忧郁的,你为我拨云雾见青天,你使我的眼睛睁开了,看见了人世间的绚烂色彩。”   梁实秋不满足于纸短情长的情书。他拿出一生办报纸副刊的本事,给他“最最亲爱的小娃”办了一份《清秋副刊》,把每天读报得来的时事趣事,抄写下来专为他的小娃一人阅览消遣。    梁实秋在美国的这段时间,两人的情感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他们共同穿越了由舆论和亲情组成的惊涛骇浪,把爱情的小舟驶向了幸福的彼岸。1975年3月29日,梁实秋提着一箱书信,飞过太平洋,去台湾缔结他们的“宿缘”。婚礼那天,梁实秋竟比新娘子还光彩照人。他的礼服是韩菁清选的,是一身玫瑰色的西装,配着一条橘黄色的花领带,胸前插着一束康乃馨,手上戴着韩菁清送他的戒指。比起当年那个穿着叠裆裤子,裤角上缠着布带子在大学讲台上给学生讲英国文学的梁实秋,谁能不由衷地感叹爱情的伟力。   梁实秋不拘俗套,自兼司仪,站在大红喜字前宣布婚礼开始,然后又自读结婚证书,随后在宾客们的欢笑声中,献上新郎致词。这天晚上,两个人先是大笑大闹,后来却在床上相拥而泣。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梁实秋和韩菁清却用他们的爱证明,婚姻是爱情的家园。他们一起走过了恩爱的12年。   [1]——《秋的怀念》(黎阳殷世江 著 中国华文出版社)

四大遗憾

  晚年梁实秋曾说过一生中有四个遗憾:一,有太多的书没有读;二,与许多鸿儒没有深交,转眼那些人已成为古人;三,亏欠那些帮助过他的人的情谊;四,陆放翁但悲不见九州同,现在也有同感。

女儿追忆梁实秋

  作为梁实秋的幼女,现定居于美国西雅图的梁文蔷也已是七旬老人。营养学博士梁文蔷并没有“子承父业”,但来自父亲生前的鼓励,一直成为她勇敢地拿起笔的动力和缘由。

父亲的期待

  多少年来,我始终忘不了那个场景:1982年夏,父亲最后一次到西雅图来探望我,有一天,父亲坐在书桌前,我斜倚在床头,夕阳从白纱窗帘中照进来,屋子里显得很安静,但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又有那么一点点凄凉的味道。我当时正处于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   “我发誓,写完这篇论文,一辈子再也不写文章了。”我有些发泄地抱怨。   “不行,你至少还得再写一篇。”父亲很平静地回答我,好像在凝视很远的一个地方,片刻,他说:“题目已经给你出好了。”   “什么题目?”   “梁实秋。”父亲直视着我,慢慢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一时无法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起来,而父亲也没有再说一个字,只是默默与我一起掉泪。   我明白这是父亲对我的最后期待。我明白,他是希望我这个小女儿来写一个生活中真实的父亲,不是大翻译家,不是大学者,而是一个普通的“爸爸”。我想清华8年对父亲一生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清华那时叫“清华学堂”,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完全是由美国人进行的西式教育,所以在课程安排上也特别重视英文,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一律用英语讲授——林语堂先生还曾教过父亲英文;国文、历史、修辞等都放在下午,毕业时上午的课必须要及格,而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轻视中文课程,但因为父亲一直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所以下午的课他也从不掉以轻心。

负笈美国

  1923年8月,清华这一级毕业生有60多人从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远赴美国。其实父亲对去美国并不是那么热衷,一是因为那时他已经与母亲偷偷恋爱;二来对完全陌生的异域生活多多少少会有些恐惧心理。闻一多是父亲在清华时结识的好友兼诗友,未出国时两人还商量,像他们这样的人,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会不会被汽车撞死?结果比父亲早一年去美国的闻一多先生,来信第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他出国开开眼界。

好友闻一多

  我从小就知道闻一多是父亲的好朋友。因为他老提闻一多,还喜欢说些和闻一多在美国时的趣事。1946年夏,父亲在四川北碚的雅舍获悉闻一多遇刺,他当时的悲恸让我终生难忘。   在那艘开往美国的轮船上,除了清华这批学生外,还有来自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和谢婉莹(冰心)。冰心当时因为《繁星》与《春水》两部诗集,在全国已经很有名,而父亲此前在《创造周报》上发表评论,认为那些小诗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隽的说理者。   结果文章发表后没几天,他们就在甲板上相遇。经许地山介绍,两人寒暄一阵,父亲问冰心:“您修习什么?”“文学。你呢?”父亲回答:“文学批评。”然后就没话说了。后来成为冰心丈夫的社会学家吴文藻是父亲在清华时的同学,他与冰心、吴文藻友谊也维持一生。

几位老友

  1981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临行前,父亲嘱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冰心、季羡林李长之。我如愿地找到了前两位,最后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带我见的冰心,当时她正在住院,虽然一直躺在那儿,仍能感觉到她的风度和优雅。我送给她父亲的一本书,我说:“爸爸让我带句话,'他没变’。”冰心开心地笑了说:“我也没变。”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传达的是什么意思,但我相信,他们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谊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动荡岁月

  父亲在美国呆了3年,奖学金还没有用完就回国了。他急着回国,是因为我母亲。母亲自幼丧父,和她的叔叔们住在一起,在那个时代,不经媒妁而自由恋爱可是件惊世骇俗之事。眼看年纪一天天大了,家里的叔父张罗要给她定亲,父亲在美国着了急,学习一结束赶紧就回国了。1927年2月11日,父亲与母亲在北京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   结婚后,父亲与母亲在上海生活了3年,父亲以教书为生。在上海时,他们与罗隆基、张舜琴夫妇为邻,这对夫妇时常在午夜爆发“战争”,张舜琴经常哭着跑到我家诉苦,每次都是母亲将她劝回去。那一段时间,父亲与胡适徐志摩等人过从甚密,都是“新月派”的人,父亲与徐志摩管胡适叫“大哥”。后来各自忙各自的事情,来往不多。   1930年,父亲又带着我们全家来到青岛教书。我就是1933年在青岛出生的,但不到1岁时,因为父亲被胡适先生邀到北大教书,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其实我对青岛没有任何印象,但1999年我特地到青岛,回到我的出生地、当年我们生活过的地方,一看石碑上刻着的“梁实秋故居”几个字,我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北京的生活没安定多久,1937年7月抗战爆发,闻听自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父亲当即写下遗嘱,孤身逃离北京。父亲也是第一批从北京逃出来的学者之一。在天津的罗隆基家借住几天后,父亲又辗转到了南京、重庆,自此与我们分离了6年之久。我还能记起那一天,母亲带着我们站在屋子里,有人去办公室喊父亲,父亲进门后跟母亲说了句什么,然后父亲紧盯着我们3个孩子,激动地说:“这就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

洋派文人

  在很多人眼里,父亲是个“洋派十足”的人,这可能归根于父亲在美国留学时养成的一些习惯。但骨子里,父亲绝对是一个有很深中国文化情怀的人。他从美国回来立即抛开钢笔用起了毛笔,直到抗战结束后,才不得不又用起钢笔。很多人问我:“你父亲英文那么好,是不是在家里整天和你说英文?”恰恰相反,父亲在家从来不跟我说一句英文,他只说北京话,穿那种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从美国回来教书时,他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经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   抗战结束后,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1948年底,形势已经开始不稳,父亲带我和哥哥先从北京赶赴天津,想抢购船票去广东。母亲留在北京处理亲戚的房产,准备第二天去天津与我们会合。不料当天晚上铁路中断,我们父子三人进退维谷。母亲急电,嘱我们立即南下,不要迟疑。第二天,我们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轮船,却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当我们漂泊了16天到达广州后,得知母亲成了北京城最后起飞的两架客机上的乘客之一。我们一家人在广州又团聚。当时大姐文茜已从北大毕业,因为结婚嫁人,没有同我们一起走。而哥哥文骐正在北大读书,到了广州后,哥哥觉得台湾没有什么好大学,最后决定回北京继续上学。结果我们自此与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几十载。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到分隔得那么久,如果预料到那种结果,我想我们一家死也不会分开的。

台湾生活

  到了台湾,父亲又重新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   父亲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始于抗战前,那时我只有四五岁。后来因抗战,颠沛流离,只译了10本,便停顿下来,因为翻译莎士比亚是没有钱的,为了我们一家,父亲必须谋生,教书、写文章。生活相对安定下来后,他又开始有计划地翻译。父亲给自己规定,每天要译两千字。台湾的天气很热,那时也没有冷气,父亲这个北方人对气候颇不适应,他又很胖,非常怕热,经常挥汗如雨。父亲非常有毅力,如果因为有事未能完成预计的工作,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补上。   翻译莎士比亚,是胡适先生的建议,最初是父亲与另外两个人一起翻译,但那两位后来中途退出,只剩下父亲一人坚持。翻译莎士比亚是件苦事,因为他全部用古英文写作,我曾向父亲抱怨说,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亚的原文,父亲笑着说:“你若能看懂的话,那就不是莎士比亚了。”父亲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母亲装订。母亲用古老的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缝成线装书的样子。没有母亲的支持,父亲是无法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翻译莎士比亚没有收入,母亲不在乎,她没有逼迫丈夫去赚钱,而是全力以赴支持父亲。这一点,在我小时候并没有深深体会,长大结婚,有了家庭后,才能理解母亲当年的不易。   我在台湾与父母一起生活了10年,因为哥哥姐姐的失散,成了“独生女”。我们经常坐在客厅里,喝茶闲聊,话题多半是“吃”。话题多半是从当天的菜肴说起,有何得失,再谈改进之道,话题最后,总是怀念在故乡北京时的地道做法,然后一家人陷于惆怅的乡思之情。

父母感情

  父亲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们后来跟着我到西雅图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时常在汽车的后视镜里很“嫉妒”地发现,他们还经常手拉手坐在一起。1974年4月30日上午,父亲与母亲照样手拉手到附近市场购物,市场门口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了母亲。母亲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因伤势很重,需要动大手术。临进手术室前,母亲以一贯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进手术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预感,对父亲说:“你不要着急,治华(注:梁实秋的学名为梁治华),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几个小时后,护士出来通知,母亲已不治。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父亲坐在医院长椅上开始啜泣,浑身发抖,像个孤苦无依的孩子……   中山公园的四宜轩是他们当初定情之地。1987年,我借到北京开会之机,专程到中山公园拍了许多四宜轩的照片,带回给父亲。但父亲还是不满足,说想要一张带匾额的全景。可惜四宜轩房屋尚在,匾额早已无影无踪。后来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许多,托人带给父亲。父亲一见照片就忍不住落泪,只好偷偷藏起来,不敢多看。就在母亲去世后一个月,父亲终于辗转知道了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西雅图母亲的墓地前,告慰母亲。

探望父亲

  1981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陆探亲,回到了儿时居住的庭院,却已是物是人非。临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枣树叶,上面还有一个小青枣,让我带回台湾,送给父亲。这棵枣树是我们在北京时老枣树的后代,老树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枣叶包好,回到台湾后,把在大陆的见闻一五一十地向父亲汇报,其中包括姐姐文茜、哥哥文骐33年的经历,讲到激动处,与父亲相对而泣。那个枣和树叶后来都枯萎了,父亲把叶子留下来,放在书里,珍存着。   1986年,我最后一次赴台探望父亲。临走时与父亲在客厅中道别,父亲穿一件蓝布棉外衣,略弯着腰,全身发抖。他用沙哑的声音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怎么叫出租车,怎么办出境手续等,那一刻,他又把我当作他的没出门的小女儿。那一次,我充满了不祥之感。   1987年11月3日,父亲因突发心脏病住院。当时,小量地输氧已经不够。父亲窒息,最后扯开小氧气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此时,医生终于同意给予大量输氧,却发现床头墙上大量输氧的气源不能用,于是索性拔下小量输氧的管子换床。就在这完全中断输氧的5分钟里,父亲死了。父亲强烈的求生欲望一直支持他到心脏停止,他留下的最后五句绝笔之一是:“我还需更多的氧。”没想到父亲留在人间最后的字迹,竟然是这样的求生呼号。每想到此,我便有肝肠寸断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