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一步教你修电磁炉:风水师谈曹操高陵与丧葬文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学姐知道 时间:2019/12/10 19:38:27
 

风水师谈曹操高陵与丧葬文化的

 

「不树不封」「薄葬」    ~台湾六愚

 

 

 

中国最近考古界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曹操高陵的发现。

根据大陆新闻界的新闻稿,以及中国河南省文物局考古团队所发表的文章等,皆证实了曹操高陵的实际位置是在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

此一重大发现,对于三国时期曹魏的历史考据,以及文献与曹操有关的记载,应该也有其积极正面的考据价值。

因此,六愚姑且趁此股潮流,就有关曹操高陵之所知,以及从风水丧葬文化发展的角度,发表个人之浅见。

 

一、高陵发现的实际位置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比较:

 

曹操是在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注:公元220年3月15日)病逝于洛阳,享年66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
曹操逝世后,其灵柩是从洛阳运回邺城;《三国志.魏书.贾逵》:「太祖崩洛阳,逵点丧式。..遂奉梓宫还邺。」《三国志.魏书.夏侯尚》:「太祖崩于洛阳,尚持节,乃奉梓宫还邺。」以及《晋书.宣帝纪》:「及武帝薨于洛阳,..帝(注:司马懿)纲纪丧事,内外肃然;乃奉梓宫还邺。」等,皆有提到曹操是病逝于洛阳,将灵柩于当年二月运回邺城的记载。

然而,邺城在何处?

邺城是我国古代之地名,位置大约在今河北邯郸临漳县与磁县交界处;是春秋时期五霸之首齐桓公所建,也是我国华北平原上的重要城市;到了战国时期,则是属于魏国领地;而有关治邺的故事中,则是以西门豹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到了三国时期,邺城是属于魏都;故此,若依时代背景的角度来探讨曹操的思维时,六愚怀疑曹操应该是抱持着称霸诸侯,并以齐桓公相同思维的「尊王攘夷」政治目标,并无称帝之野心。

事实上,汉末时期的邺城也是袁绍的根据地,并也历经了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冉魏、前燕,以及北朝东魏、北齐等政权在此建都。遗憾的是,此城在公元580年因隋文帝杨坚与尉迟迥之战而几乎被焚毁灭城。清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邺城》有详细的记载:「旧在县西二十里。春秋时,齐桓公所置。管子曰:『筑五鹿、中牟、邺以卫诸侯是也。』后属晋。战国属魏,文侯二十五年,任西门豹为县令。..初平二年,袁绍自为冀州牧,镇邺。建安九年,操攻邺,..十五年,建邺都,作三台。曹丕篡位,号为五都之一。晋仍为魏郡治。..咸康初,石虎徙都焉。升平初,慕容隽亦都之。苻秦灭燕,仍为冀州治。..天平初,欢迁魏主都此。二年,作新宫于邺,筑邺南城,周二十五里。元象二年,复城邺。..其后高洋篡位,亦居南城。后周建德六年,灭齐,置六府于邺城。宣政初,移六府于洛阳,以相州为总管府。大象二年,尉迟迥起兵讨杨坚,坚使韦孝宽击平之。乃焚烧邺城,徙其居人南迁四十五里,以安阳城为相州理所,仍名邺,而改旧邺县为灵芝县。隋开皇十年,复邺县为安阳,而灵芝仍为邺县,县治即故邺都之大慈寺。唐贞观七年,筑邺县治所小城,仍属相州。..」

接着再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二月丁卯,葬高陵。」以及曹操逝世前二年,也就是建安二十三年(注:公元218年)六月,所颁布的《终令》中提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并在逝世之当年又颁布了《遗令》交代说:「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由此可见,曹操确实是葬在邺城附近,而高陵的位置应该是与西门豹祠息息相关。


问题是,西门豹祠又是在那里?


事实上,西门豹祠早在公元558年4月已经被北齐文宣帝高洋所毁。根据《北齐书.文宣帝纪》记载:「七年春正月甲辰,帝至自晋阳。于邺城西马射,大集众庶而观之。...九年春..三月丁酉,帝至自晋阳。夏四月辛巳,大赦。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应,毁西门豹祠,掘其冢。」以及《邯郸历史大事编年》则是记载:「北齐大旱,文宣帝高洋以祁雨不灵,毁西门豹祠,掘其墓葬。今邺城西漳河南岸西门豹碑石为宋代所立。」等,皆有提及。

然而,魏文帝曹丕《述征赋》中则有提到:「羡西门之嘉迹,忽遥睇其灵宇。」而郦道元《水经注》也有:「漳水又东北,径西门豹祠前。」《晋书.符坚》则说:「苻坚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其母苟氏尝游漳水,祈子于西门豹祠,其夜梦与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坚焉。」晋朝陆机《吊魏武帝文》中也提到:「葬于部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等,一些文献上的记载中,皆有提到邺城、漳水与西门豹祠的相关位置。亦即古西门豹祠的位置大约在古邺城之西方,漳河的南岸附近。

再而根据出土的后赵建武十一年(注: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上,所记载:「墓在高决桥(注:高决桥应该为高穴桥,古代决与穴字通。)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相州邺县记载所提到:「魏武帝西陵(注:高陵亦称西陵,后世因其地处于邺城西方而称之。),在县西三十里。」以及元朝史学家胡三省《通鉴》也说:「高陵在邺城西,操令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陵是也。」的具体方位等,与上述种种文献数据的位置比较后,当今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的古陵墓,应该就是曹操高陵无疑。
由此可以推断,曹操生前应该没有特别安排所谓「七十二疑冢」之布局事件。


曹操高陵相关位置图(图片来源~《故宫文物月刊》306期)

曹操高陵实际位置图

西门豹祠(图片来源~《故宫文物月刊》306期)


鲁潜墓志(图片来源~《故宫文物月刊》306期)

 

二、曹操高陵「七十二疑冢」说法之探讨

 


有关曹操所谓「七十二疑冢」之说,自古以来在民间社会中,早已闹得沸沸扬扬,煞有其事。


然而,此事当真?


事实上,要说明曹操是否有「七十二疑冢」之说,就必须先探讨曹操是否为「密葬」方式下葬说起。

根据曹丕《为武帝哀策》:「痛神曜之幽潜,哀鼎俎之虚置,舒皇德而咏思,遂腷臆以莅事,矧乃小子,夙遭不造,豭豭在疚,呜呼皇考,产我曷晚,弃我曷早,群臣子辅,夺我哀原,猥抑奔墓,俯就权变,卜葬既从,大隧既通,漫漫长夜,窈窈玄宫,有晦无明,曷有所穷,卤簿既整,三官骈罗,前驱建旗,方相执戈,弃此宫庭,陟彼山阿。」曹植的《诔文》:「于惟我王,承运之衰,神武震发,群雄殄夷,拯民于下,...弃离臣子,背世长终,兆民号咷,...既次西陵,幽闺启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窈玄宇,三光不入,潜闼一扃,尊灵永蛰,圣上临穴,哀号靡及,群臣陪临,伫立以泣,去此昭昭,于彼冥冥,永弃兆民,下君百灵,千代万叶,曷时复形。」以及《晋书.宣帝纪》上也清楚地记载:「及武帝薨于洛阳,朝野危惧。」等的描述,便可知当时曹操并非是密葬。
严格说来,以曹操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魏王之权势与当朝丞相的身分地位而言,若要以密葬的方式下葬的话,要如何向天下、各路诸侯及通使的外邦交代?
由此可知,曹操的葬礼绝非密葬;因此,曹操逝世之后,应该也没有安排所谓「七十二疑冢」。

然而,所谓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说,又从何而来?

根据晋朝陆机《吊魏武帝文》中提到:「挥清弦而独奏,荐脯糒而谁尝?悼繐帐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台而群悲,伫美目其何望。」南朝陈张正见:「可惜年将泪,俱尽望陵中。」以及鲍照《西门豹庙》:「漳流名磴石,铜雀影秋林。」谢脁《同谢咨议铜雀台诗》之:「穗帷飘井干,樽酒若平生;郁郁西陵树,讵闻歌吹声。」《全唐文》、《太平御览》及《资治通鉴》的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十九年(注:公元645年),征高丽途中,曾经前往高陵吊谒,并写下一篇祭文(注:据北宋《太平御览》之《唐太宗皇帝祭魏武帝文》:「夫大德曰生,资二仪以成化;大宝曰位,应五运而递昌。贵*废兴,莫非天命。故龙颜日角,显帝王之符;电影虹光,表乾坤之瑞。不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昔汉室三分,群雄并立。夫民离政乱,安之者哲人;德丧时危,定之者贤辅。伊尹之匡殷室,王道昏而复明;霍光之佐汉朝,皇纲否而还泰。立忠履节,爰在于斯。帝以雄武之姿,常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狥国之情,有无君之迹。既而三分,肇庆黄星之应,久彰五十启期,真人之运斯属,其天意也,岂人事乎?」)以及唐朝时期与西陵有关的大量诗句,诸如王勃《铜雀台》:「金凤邻铜雀,漳河望邺城。君王无处所,台榭若平生。舞筵纷可就,歌梁俨未顷。西陵松槚冷,谁见绮罗情。」刘长卿之:「娇爱更何日,高台空数层。含啼映双袖,不忍看西陵。漳河东流无复来,百花辇路为苍苔;青楼月夜长寂寞,碧云日暮空徘徊;君不见邺中万事非昔时,古人何在今人悲;春风不逐君王去,草色年年旧宫路;宫中歌舞已浮云,空指行人往来处。」张氏琰:「君王冥寞不可见,铜雀歌舞空徘徊;西陵啧啧悲宿鸟,空殿沉沉闭青苔。青苔无人迹,红粉空相哀。」沈佺期:「昔年分鼎地,今日望陵台;一旦雄图尽,千秋遗令开;绮罗君不见,歌舞妾空来;思共漳河水,东流无重回。」其他尚有刘商、李邕、乔知之、欧阳詹、...等诗句,便可知曹操高陵的位置,在唐朝以前是相当明确的。

只不过从这些唐朝的诗句中,亦可得知当时的高陵,已经是一片寂寥矣。

根据历史文献的资料而言,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说,应该是从宋朝之后才开始在民间社会中传开。

南宋范成大在《七十二冢》中提到:「疑冢在讲武城外,森然弥望,北人比常赠封之: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闻说群胡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也有:「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疑冢也。」而俞应符《七十二座疑冢》诗中有:「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余机到丘垄。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京镗《曹操疑冢》诗则有:「疑冢多留七十余,谋身自谓永无虞;不知五马同槽梦,曾为儿孙远虑无?」等;而在北方金朝的杨奂在《山陵杂记》也提到:「曹操没后,恐人发其冢,乃设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之上。」便可知在两宋期间,就已经有了「七十二疑冢」之说。

事实上,「七十二疑冢」之说与丑化曹操*诈欺世的传言,有着不可分割的连带关系;其原因是南宋的偏安政权,认为北方金朝政权夺取其江山与曹操篡汉的作为无异,故而从此也开始丑化曹操;而北方则是以曹操为英雄豪杰,并将错就错以七十二疑冢祭祀,并年年封土;久而久之,曹操疑冢之传言因此而不胫而走;《鹤林玉露》:「北人岁增封之。范石湖奉使过之有诗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岁岁蕃酋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

元代以后,「七十二疑冢」之说已经在民间社会广为流传;元葛逻禄乃贤《河朔访古记》卷中有清楚的描述:「魏武高平陵。在邺镇西南三十里。周围二百七十歩,高一丈六尺。十二月,予登铜爵台,西望荒邱烟树。永宁寺僧指示余曰:『此曹公之西陵也。』曹操疑冢。在滏阳县南二十里,曰讲武城,壁垒犹在。又有高台一所,曰将台。城外高邱七十二所,参错布置,岿然相望,世云曹操疑冢。初,操之葬,以惑后人,不致发掘故也。冢间有曹公庙,殿屋甚华丽。庙北一高邱,之前巨碑一通,螭首龟趺,齐思王之碑,姜一芝所撰云。西望西陵不十余里,烟树历历可见。十二月,予按辔其间,自午抵暮,纵横出入冢中,不知所乡。噫!何其用心之诈也,使操能见武侯八阵图,则有愧多矣。」而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也有:「不知老腾(注:曹操)之骨,必不在七十二家之内耶。」

明英宗天顺年间,《大明一统志》:「曹操疑冢:在讲武城外。凡七十二处,森然弥望,髙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正统年间曹安之《谰言长语》也有:「又如曹操作七十二疑冢,使人不可寻。」而万历年间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在《豫志》中也说:「余谓以操之多智,即七十二冢中,操尸犹不在也。」明末潘光祖《汇集舆图备考》:「考曹操疑冢在磁州,凡七十二处。按疑冢在彰德府讲武城外,凡七十二处,森然弥望,高者如小丘,布列至磁州而止。」

清朝时期徐干学在《读礼通考》中说:「曹操篡汉有天下,殁后恐人发其冢。乃设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之上。」《读史方舆纪要.讲武城》:「讲武城在故邺城北漳水上。磁州南二十里亦有讲武城;皆曹操所筑也。又操有疑冢,凡七十二处,在漳水上,自讲武城外,森然弥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而黄协润有《七十二疑都诗》曰:「人言疑家我不疑,我有一言告君知;七十二外埋一家,更于何处求君尸。」蒲松龄《聊斋志异》批评道:「后贤诗云:『尽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宁知竟在七十二冢之外乎?*哉瞒也!然千余年而朽骨不保,变诈亦复何益?呜呼,瞒之智正瞒之愚也!」等。

事实上,南宋以后由于曹操负面的评价,以及七十二疑冢之说的流传,加上有些地方志提供了高陵似是而非的说法,以至于另后代之考古学家难以窥及高陵之正确位置,也令历代的盗墓者有无从下手之感;倒霉的是葬在传说中高陵位置附近一些不同朝代的贵族冢墓,竟然也成为盗墓者觊觎高陵财物下的直接受害者。

 

 


曹操高陵入口处


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


三、从高陵的出土,探讨我国「不树不封」与「薄葬」文化的转变

 

我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地理结构复杂,生活方式多元化,加上其他民族未有的风水文化,故而丧葬方式也较之其他民族更为多采多姿。

然而,任何的丧葬文化,大体还是离不开礼制、风俗以及宗教祭祀方面的思维。

事实上,在我国的春秋时代以前的丧葬作为,就是「不树不封」;也就是《吕氏春秋.节丧》所说:「葬也者,藏也。」《礼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见也。」《易.系辞传下》:「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树。」以及《方言》所谓:「凡葬而无坟谓之墓」的埋葬思维。清初柴绍炳《原葬论》解释的很清楚:「葬者,藏也。藏之为言,使人勿克见也。孝子慈孙于亲,死而葬之,不忍其有暴骨焉。于是始死有敛,敛而殡,殡已而葬。葬者,掩藏之,风雨霜露之勿侵,狐狸蝇蚋之无啮也。故蔂木里而掩,上世为已愈于壑矣。」

因此,春秋时代以前的帝王们皆未有被发现其陵寝可为证据;例如,《尚书.太甲》:「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注:伊尹为商汤时期之名相,桐则是商汤之墓地。)《吕氏春秋.安死篇》:「尧葬于谷林,通树之,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禹葬会稽,不变人徒。」《汉书.楚元王》也提到:「自黄帝始;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丘垄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禹葬会稽,不改其列。殷汤无葬处。文、武、周公葬于毕,..皆无丘陇之处。」《三国志.魏书》也有:「昔尧葬谷林,通树之,禹葬会稽,农不易亩。」「封树之制,非上古也」以及「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东汉崔寔《政论》书中也说:「古者墓而不坟,文、武之兆,与平地齐。」等。

由此可见,在春秋时代以前,无论是王侯将相或是平民百姓的埋葬方式,都是「与平地齐」的「不封不树」。

真正开启墓上起坟之风气者,却是与孔圣人脱不了干系;《礼记.檀弓上》:「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注:指漂泊不定,居无定所者。),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

从《礼记》这段纪录中,几乎可以确定孔夫子就是「墓上起坟」、「祭祖」与「扫墓」三种传统丧葬习俗的「始作俑者」。

因此,进入战国时期以后,朝野社会纷纷效仿之。例如,以春秋到战国这段期间的秦国来说,春秋五霸的秦穆公是以「不封不树」的方式下葬;《汉书.楚元王》:「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于武库,皆无丘陇之处。」而众所周知的秦始皇陵却是大相径庭。由此可知,墓上起坟风气是在春秋战国期间形成。


遗憾地是,自出现「墓上起坟」的习俗后,却也直接或间接地造成后世丧葬制度的改变;因此也影响了后代的风水文化。

根据《周礼.春官.冢人》有所谓:「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的制度;即可知春秋战国时期依受封爵位的高低,各有其应有大小高低的丘封礼制。然而,在周天子形同虚设的时代中,各据一方的诸侯们未能有效地遵循周朝体制;故而也有逾矩的现象发生。例如,楚召王之「昭丘」,吴王阖闾之「虎丘」等,都是以天子规格之丘封。

事实上,秦汉以前墓上起坟后的土堆,无论身分之高低,一律称之为「丘」;其差异仅在形状、方位,与土堆的高低大小而已。至于,坟墓名称会出现诸如墓、坟、封、冢、丘、陵、茔、埔、岗..等不同的称谓(注:《方言》书另提到有培、愉、采、垠、垄、塿、抚等。),则是在汉代之后的事了。

无论如何,由于我国的习俗与礼制的规范,不同的身分,还是有不同称谓;例如,圣人之墓称「林」,如孔林;帝王之墓称「陵」,汉高祖刘邦之「长陵」,汉武帝刘彻之「茂陵」..等(注:秦始皇陵在历史上并无正式之陵号。);贵族之墓称「冢」;官员或是富贵者之墓,称「墓」;而平民百姓或是无主之墓则为称「坟」。

另外,秦汉以后墓上土堆的形状也有规定,其中尤以方锥形最贵,仅帝王方可用之;故而又称之为「方上」。

再如,《白虎通.崩薨》有谓:「春秋之义,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等,皆是墓上起坟的丧葬习俗出现后,依照身分地位所订定的丧葬礼制。

因此,可以确定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后,就已经没有「不封不树」的丧葬观念了。

此外,与风水文化有关的丧葬事项;诸如起坟、修墓、植树、棺椁..等风气,也都是在春秋时期所发生的重大变革。

要命地是,在圣人不良示范下的丧葬风俗,却直接影响了受到儒家思想教化下的后代子孙;人们为了表示孝道,为了尽伦理道德上的心意,更而绞尽脑汁,用尽各种不同的手段,来表达墓主生前的身分及地位;故而「厚葬」的礼制观念也同时被人们所接受。

事实上,若将厚葬文化的萌芽,全然归罪在儒家思想上时,就有些冤枉了。在公元1987年,距今大约为六千八百年前河南濮阳西水坡丧葬遗址的出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殷商时期「生人祭祀」「活人陪葬」的风气,更是离不开厚葬的思维。

然而,自周公「制礼作乐」,并把丧葬方式礼制化后,丧礼也成为「五礼」之一(注:五礼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故而影响了儒家的丧葬思想;《论语.为政》:「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严格说来,孔子所主张的丧葬思想,应该是在礼制原则下量力而为;《礼记.檀弓上》就提到:「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而这种丧葬思想,似乎被孟子与荀子这两位先生扭曲而解读成厚葬观念。《孟子.公孙丑下》:「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荀子则解释的更详细,《荀子.礼论》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谷,犹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亲乎!故死之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复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亲,于是尽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君子*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后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数,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饰之,使生死终始若一;一足以为人愿,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极也。天子之丧动四海,属诸侯;诸侯之丧动通国,属大夫;大夫之丧动一国,属修士;修士之丧动一乡,属朋友;庶人之丧合族党,动州里;刑余罪人之丧,不得合族党,独属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领,不得饰棺,不得昼行,以昏殣,凡缘而往埋之,反无哭泣之节,无衰麻之服,无亲疏月数之等,各反其平,各复其始,已葬埋,若无丧者而止,夫是之谓至辱。」

由此可见,同为儒家思想的孟子与荀子,在「性善」与「性恶」的观点不同外,对于「厚葬就是礼」的想法,倒是「有志一同」。

而这种儒家伦理道德上的丧葬思想,不但决定了我国千百年来丧葬文化的发展,同时也改变了风水阴阳宅的择址、择墓,以及与丧葬方面有关的思维与活动等。
战国时期及秦汉以后,除了汉初施行黄老学说主张薄葬外,朝野之间几乎都是充满了厚葬思想;其中汉文帝更在遗诏中特别交代丧葬必须从简。

以秦始皇陵的规模为例,根据《史记》的记载:「始皇初继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从当今已经出土的部份秦始皇陵的陪葬群相互比较之后,《史记》的描述似乎并不夸张。

而开创汉朝厚葬之风的汉武帝,根据《后汉书》引《汉旧仪.略载前汉诸帝寿陵》所描述的记载说:「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其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皆藏之内方,外陟车石。外方立,先闭剑户,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已营陵,余地为西园后陵,余地为婕妤以下,次赐亲属功臣。」以及《晋书.索綝传》所说:「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便可知其规模之庞大。

因此,两汉期间的「黄肠题凑」、「金缕玉柙」..等,种种的奢华丧葬作风充斥在朝野社会之间;难怪东汉思想家王符,在《潜夫论.浮侈》中不客气的批评:「文帝葬于芷阳,明帝葬于洛南,皆不藏珠宝,不造庙,不起山陵。陵墓虽卑而圣高。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檽梓楩柟,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官属县,各当遣吏赍奉,车马帷帐,贷假待客之具,竞为华观。此无益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扰,伤害吏民。...景帝时,武原侯卫不害坐葬过律夺国。明帝时,桑民摐阳侯坐冢过制髡削。今天下浮侈离本,僭奢过上,亦已甚矣!」写道此,六愚不禁莞尔;难怪曹操在缺乏军饷之下,会动起盗墓的念头。

然而,曹操这种被天下人骂了一千八百多年的盗墓行为,若是从更宽容的角度来看时;此举至少是动在帝王以外,以及一些生前不知民间疾苦的死人身上,若是将此观念强压在帝王陵寝或是活人身上时,恐怕将使当时够乱的天下局势更加纷乱。

不过话说回来,曹操高陵的不封不树,应该就是《礼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见也」的思维;因此,曹操高陵的葬式,也是属于一种古葬礼,并没有违反丧葬礼制。当然,也不是基于担心高陵被后人盗墓所安排的葬法。

 


曹操画像(图片来源~六愚)


曹操惟一手迹~滚雪(图片来源~六愚)

 

四、曹操高陵薄葬观念对于后世的影响

 


不可否认地,魏晋南北朝以后,薄葬风气也成为当时丧葬文化的主流思想;其原因当然包括战乱下的经济凋敝、塞外民族简单的丧葬文化、玄学与释道两教的思想等时代因素的影响;然而,身为统治者的倡导,以及以身作则的薄葬作为,却是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而曹操确实是做到身体力行,《终令》特别交代身后之事说:「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魏书.武帝纪》也有:「其规西门豹涧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死后,如有不讳,随时以殓,殓后即葬;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戌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等。因此,曹操高陵也是依照古三王时期的「不树不封」,也没有留下可以为记的墓碑或是标志;此种作为在图谶迷信充斥,以及社会结构两极化的汉代社会中,确实属于异数。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曹植《诔文》中的描述:「既以约终,令节不衰,既即梓宫,躬御缀衣,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闺启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窈玄宇,三光不入,潜闼一扃,尊灵永蛰,圣上临穴,哀号靡及,群臣陪临,伫立以泣,去此昭昭,于彼冥冥,永弃兆民,下君百灵,千代万叶,曷时复形。」也就是说当曹操埋葬时,其寿衣依然是穿着平常补丁的衣服,玉玺也没有随葬,仅是象征性地将平时捆绑印玺的丝带放进去而以;当然,除了一些陶器外,也没有任何金银珠宝陪葬。同时,曹丕也有提到:「先帝躬履节约,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徳之志。」事实上,从当今高陵的出土后,可以发觉曹丕的说法,以及曹植《诔文》的描述,一点都不夸张。
而曹丕死后,也是遵照曹操的丧葬方式,不树不封,俭约薄葬。更而特别以重话交代臣民不可违诏;《魏书.文帝纪》:「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曹植为其兄所写的《诔文》中亦有描述:「基于首阳,拟迹谷林,追尧纂唐,合山同阪,不树不疆,涂车萏灵,珠玉靡藏,百神警侍,宾于幽堂,于是侯大隧之致功,陈元辰之叔祯,潜华体于梓宫,凭正殿以居灵,悼晏驾之既俟,感容车之速征,浮飞魂于轻霄,就黄墟以藏形,背三光之昭晢,归窀穸之冥冥,嗟一往之不返,痛閟闼之长扃。」由此可见,曹丕的葬礼依然是遵照曹操的遗言。从另外角度观察时,却是凸显出曹氏父子试图改变东汉以来流传在朝野之间的奢华风气,以及提倡以薄葬替代秦汉以来厚葬的决心。

事实上,曹氏父子力行薄葬的行为,确实影响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间的丧葬风气;其中当然也包括结束三国纷乱的西晋,以及北朝五胡十六国、南朝的东晋、宋、齐、梁、陈等朝代。


遗憾地是,在我国风水发展的过程上,魏晋南北朝这段期间的神鬼思维,已经与秦汉时代以前的观念大为不同;而佛教「六道轮回」的说法;以及道教长生不老的神仙术等思想,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

 

因此,也造成在丧葬文化思想里,除了礼制、风俗的思维之外,也多了宗教法术与六壬术的择日下葬的趋吉避凶丧葬观念。

 


五、后记

 

两宋以后,曹操在后人的评价两极化;然而,在仔细的观察后,可以发觉历史学家与民间社会的观点迥然不同。

历代历史学家对于曹操的正面评价相当高,唐太宗将曹操比作殷商的伊尹及西汉的霍光;《三国志》更是以「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称颂之;连毛泽东也公开赞扬曹操的历史地位。

曹操的负面评价,应该是自东晋《世说新语》的假谲篇与忿狷篇开始;一直到元末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一书中之影响下,「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雄」的评语深入民心,也令曹操被后代民间社会骂得狗血淋头;尤其是子虚乌有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一句话更是「千古名言」,因而也令曹操臭名满天下,六愚不禁感叹,冤矣。~2010年元月13日六愚为陈姓好友丧父之痛而写。


图片来源与参考数据:


1、《风水论》~六愚

2、《故宫文物月刊》306期~曹操高陵金何在?

3、河南文物网

作者:六愚(台湾)  来源:中国风水师在线